4月23日，是“世界读书日”。据说中金策略，每年的这一天，会有100多个国家举行活动，旨在提醒人们重视读书。
其实，读书，就该像饿了吃饭、冷了穿衣一样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还要举办活动去提醒？！可见，读书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。
试问，有“世界吃饭日”“世界穿衣日”吗？没有！
一
我在杭州工作时，办公楼紧挨着市青少年文化宫。一到晚上，文化宫广场上就挤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。这些孩子，大都报的是特长班，什么钢琴、提琴、芭蕾舞、跆拳道、书法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看着忙活了一天学业、还要被各种培训班折腾得哈欠连天的孩子们，我很是心疼。
有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，几年间，不独晚上、连双休日几乎也给孩子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夫妻俩还分了工，你周六、他周日接送。
有一次，我问他们：“这样密集安排，孩子平时有时间看课外书吗？”夫妻俩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都摇了摇头。那位当父亲的说：“趁着可塑性最好的年龄段，还是先要她学会各种特长。看书嘛，将来有的是时间。”
我很扫兴地说了这么一句：“与其费这么大劲、强令孩子学那么多将来未必用得着的特长，不如引导她养成爱读书的习惯。”显然，我的话，他们并没有听进去，直到我调离杭州，两口子还在乐此不疲地给孩子报这种班、那种班。
其实，我这么说，并非没有走脑，完全缘于生活实际。扪心自问：那些所谓的特长，后来生活中真的能用得上吗？成人的世界里，哪个不在为生计忙忙碌碌？！
你想一想，朝九晚五，陀螺般旋转了一天本已疲惫不堪，还要在堵成乱麻的马路上心急火燎、一步一挪赶去接娃；好不容易拖着灌了铅的步子进了家门，这时会是怎样？恐怕连鞋都懒得换，就会一头歪进沙发里。谁还有心情打开琴盖呀？！
有一位朋友，小时候曾在少年宫学了好几年小提琴，还获得过市少年比赛的冠军。我问她现在还拉不拉琴？她说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摸过了。
而养成读书的习惯，那是会受用终生的！读书，一旦沉浸，会成瘾、成癖、情不自禁。内心的那种强烈冲动，会逼着你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地去汲取知识。
明代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里讲，小时候因为家里贫困，没有办法买到书来看，“每假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”。
他写的这个细节，给我印象很深：“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录毕，走送之，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，余因得遍观群书。”
这是肺腑之言啊！大凡爱读书的人，恐怕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
一位业内知名度很高的同事告诉我，他下乡当知青时，只要听到哪个村有本好书，下了工，再累，也要翻山越岭跑几十里山路借了来读。
记得我能懵懵懂懂读小说时，还是“文革”后期。有一次，无意中知道家里还有一本“毒草”《三家巷》锁在柜子的角落里。我想方设法“偷”了出来，在被窝里借着手电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周炳、陈文雄、陈文婷等人物的命运，从早到晚牵扯着我的心。
后来，听班上一位同学说，他家里有这本书的姊妹篇《苦斗》。我大喜过望，希望他能从家里“偷”出来，并保证绝不折页、绝不损坏分毫。
可这位同学，胆子很小，我软磨硬泡，他始终不敢付诸行动。最后，我以一个弹弓、一个塑料铅笔盒和一大把大白兔奶糖为代价，总算说动他撬开了箱子。
谁知刚看了一半，他的母亲晒被子时发现了状况。于是，这位同学被他的父亲揪着耳朵胖揍了一顿。书，我也只好乖乖奉还了回去……
二
说到读书的好处，那可就大了去了！
窃以为：读书，能让你眼前世界的维度扩大、扩大、再扩大，让寻常柴米油盐的日子，有了韵致、有了美感。
“才下眉头却上心头”“怕黄昏忽地又黄昏，不销魂怎地不销魂”“玲珑骰子安红豆”那种摄人心魄、入骨相思的尔侬我侬，只有读了一肚子唐诗宋词的人，才能体会得出。
而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”“夜阑卧听风吹雨，铁马冰河入梦来”这般请缨无路、报国无门的志士之愤，也只有辛弃疾、陆游这样的大才子，才能体会得更加深切。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新疆驻站。那时候，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便利，无论是去南疆还是北疆，在路上一走就是一整天。
每次出发前，我会把沿途要经过的地方都发生过哪些历史大事件、都有哪些名人吟咏，一一记在笔记本上。于是，一路单调的灰黄里，便有了更多的色彩。
“白日登山望烽火，黄昏饮马傍交河。行人刁斗风沙暗，公主琵琶幽怨多……”车过交河古城，风沙昏暗中，那清晰的打更声和远嫁乌孙公主的幽怨琵琶声，似乎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膜。
“纷纷暮雪下辕门，风掣红旗冻不翻。轮台东门送君去，去时雪满天山路……”站在乌拉泊古城，在“胡天八月即飞雪”的旷野里，我和岑参豪迈地进行着交流。
后来调任杭州，满湖的文化遗存，又让我体会到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之外更有韵味的西湖——
办公楼，紧傍着环城西路。而环城西路，就是白居易笔下的白沙堤——“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昔日，白乐天曾多少次打这里纵马驰过？
办公楼右侧石板巷的尽头，就是孩儿巷。当年，陆游也曾在这里度过春寒。那首《临安春雨初霁》就是在小巷里写就的：“世味年来薄似纱，谁令骑马客京华。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……”
站在办公楼顶，遥望着孩儿巷，我神游八荒：谁能借来小巷杏花的清香？谁能销去放翁那满腔的幽怨？
办公楼前百余米处，那座不起眼的飞檐瓦舍，就是苏东坡笔下的望湖楼。一天中午，我在白堤散步，突然间，狂风大作暴雨如注。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飞檐下避雨。面对着湖上的风光，苏东坡那首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》便脱口而出：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。卷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……”
办公楼南面，是南宋大理寺旧址。岳飞蒙冤的风波亭，就在马路的对面。“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！”岳飞就是在这里仰天长啸“一命归天”。
谁理解他怒发冲冠的愤懑？谁完成他直捣黄龙的遗愿？多少次，我与先贤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。
从办公楼再往南走，便是涌金门了。
“涌金门外柳垂金，三日不来成绿阴。折取一枝入城去，使人知道已春深。”这是元代贡性之眼里的涌金门。
“涌金门外柳如烟，西子湖头水拍天。玉腕罗裙双荡桨，鸳鸯飞近采莲船。”这是明代于谦眼里的涌金门。
因为读了这些诗书，眼前的西湖就不只是一汪水、一抹山，是铁血丹心、青山忠骨，是沧海桑田、世道人心。是啊，“江山也要伟人扶，神化丹青即画图”！是啊，“华表凌霄落照迟，一朝孤愤万年知”！
有位著名教育家说过：躯体的成长更多是受遗传，个体精神的成长是通过阅读实现的。读书，是门槛最低的高贵。
这句话，我深以为然！
三
因为许许多多现实的例子，为这句话，做了无可辩驳的注脚。
刚当记者时，我跑农口。时间久了，跑口的记者之间大都非常熟悉。一位姓张的老兄是“工农兵”大学生，平时寡言少语，穿着也很落伍。起初，大家都没太把他当回事。直到那次“萧关事件”中金策略，我们才对他刮目相看。
那是一次农业部组织的西北调研。车队路过六盘山的萧关时，当地陪同的干部说这是一处历史名胜，建议大家下车看看。
在西北的关隘中，萧关，算不上有名。
当时，这里还没有修缮，除了一截短短的残破的城墙外，别无长物。
当地干部见大家兴味索然，可能是为了摆脱尴尬的气氛，就问道：“历史上有很多名人都吟诵过萧关呢！你们是京城来的大记者，一定会背很多萧关的诗词吧？”
大家面面相觑……
总算有人磕磕绊绊背了王昌龄的《塞下曲》，又有人背了王维的《使至塞上》。
就在这时，老张从容站了出来，杜甫、岑参、王昌龄、贾岛、司空图、纳兰性德……一口气背了十几首。
当地那位干部呆住了！
大家也都呆住了！随着老张一首又一首地吟诵，大家的目光里，便多了一分又一分的钦敬。
我的结论是：作为男人，哪怕你身量不高，哪怕你体形单薄，读书，会让你更伟岸、更挺拔、更强健！
那么，作为女人呢？读书，是最好的养颜补品！
哪怕你没有钻石珠宝、没有华服皮草，没有沉鱼落雁之貌，只要你有满腹的锦绣文章，同样会散发出迷人的高雅气韵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我在武汉大学念研究生时，有位师姐，东北人，个子很高，骨架较大，肤色也算不上白。在那个喜欢“琼瑶风”、小鸟依人、人人长发齐腰的年代，她确实算不上惊艳。
不过，那个四月的一个礼拜天，彻底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。
那天，导师樊凡先生让我通知同门同学到家里小聚。
刚下过雨，空气晴好。枫园的房舍，大多依山而建，每个楼前的山坡上都植满了花草。此时，樱花飘飘、海棠斗艳、蔷薇正闹。
那位师姐住在女生楼的5层，因为礼拜天的缘故，很多同学都出去踏青了，楼道里静悄悄的。
刚走出楼梯，就听到前面一个房间里传出琅琅的诵诗声。
朗诵的是南唐词人冯延巳的《谒金门》：
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闲引鸳鸯香径里，手挼红杏蕊。
斗鸭阑干独倚，碧玉搔头斜坠。终日望君君不至，举头闻鹊喜。”
……
师姐，显然还沉浸在诗词里，抑扬顿挫，声情并茂。
诵读声中，我觉得周遭的空气是那样的清新、阳光是那样的明媚、岁月是那样的静好……
我在楼道里久久站着，久久站着，不愿意打搅她。
“读书，样子原本很美！”这是那一刻，我得出的感悟。这一感悟，至今，都没有丝毫的更改。
那天，离开女生楼后，我想到了路遥写的小说《人生》。路遥笔下的刘巧珍，容貌秀丽、性格温婉、品德贤淑，可她为啥在爱情的竞争中最终败给了黄亚萍？
实际上，她是败给了读书。
譬如那次，她和高加林的对话：
“你们家的老母猪下了十二个猪娃，一个被老母猪压死了，还剩下……”
“哎呀，这还要往下说哩！不是剩下十一个了吗？你喝水！”
“是剩下十一个了。可是，第二天又死了一个……”
此时的高加林，只能无奈地把报纸挡在了面前。
而黄亚萍和高加林聊的又是什么？
她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，喃喃地念道：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；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！……”
如果这时，刘巧珍能适时地接上：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，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！”那么，高加林“爱”的天平又会怎样倾斜？还真不好说呢！
四
爱读书，关键就在那个“爱”字上。
怎样才能“爱”？这就需要一点一滴去涵养。一旦养成了“爱”，将受用终生。
这，首先需要一个环境。孩子放学到了家，客厅里，母亲正斜倚在沙发上看韩剧，边看边吃瓜子边跟着剧中的人物呵呵傻笑；那边厢，父亲和几个牌友“幺鸡”“六条”喊得山响。这种环境下，你还想培养一个埋头苦读的学子？难哪！
我再来个现身说法。
本科，我先念的是兰州大学历史系，后来转系到了新闻系。因为转系，按照规定被调到了混合宿舍。宿舍8个人，7个是生物系的，就我一个是新闻系的。这个宿舍，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：安静！每个人都喜欢静静地看书。
大学，正是精力过剩的年龄，有的喜欢课余时间打个扑克，有的喜欢下个围棋、象棋，有的甚至还会搓上几把带点“小彩”的麻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一切，都与我们这个宿舍绝了缘。
一进入宿舍，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进入“轻”状态，说话轻、走路轻、连上下床都轻手轻脚的。
我住在门口那张双人床的上铺。下铺那位同学一年四季把蚊帐罩得严严实实的，瓦数很低的台灯挂在蚊帐的角落里，光线幽幽的。
他是内蒙古人，性格很豪爽，但永远是轻声细语，甚至翻书的声音都很轻很柔。大四的时候，他做实验有时会回来得很晚，如果见我没睡，会歉意地手握护栏轻声说：“没打搅到您吧？”
靠窗那张床下铺的同学姓雷，家在西安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。他戴着一副瓶底一样厚的眼镜，瘦瘦弱弱的。几年间，从没见他锻炼过。也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“卧功”：大三、大四没有课时，他一大早去食堂买上几个馒头，可以蜷在被子上看一整天书，连姿势都很少改变。
睡他上铺那位，是湖南人。这位仁兄身材修长，特喜欢整洁。无论穿什么衣服，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哪怕晾晒背心，他也会舒舒展展用衣架挂起来。床上的被子，总叠得有棱有角的。
全宿舍数他最刻苦。我们宿舍紧挨着天水路，晚上十点半熄灯后，他总是借着路灯透射进来的光看书。奇怪的是，他的视力一直没有下降，直到毕业也没有见他戴过眼镜。
他对过上铺那位同学，学习也很刻苦。看书时，喜欢盘腿坐着默念，边念边晃脑袋，晃的幅度很大。样子看上去，就像在不停地咀嚼着什么美味。无论是看英语，还是看小说，都是如此。
这位同学，做事有股子狠劲，英文版的《国外政治家演讲集》，厚厚一大本，他能全部背下来。毕业的时候，他把它送给了我。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。
他的背功实在是了得。一次和我打赌，说要把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全背下来。我问他，为什么不背后四十回呢？他一哂：“不是曹雪芹写的，不值得背！”
背会前八十回？大家都认为绝无可能。
大家几乎要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可是毕业前的一个礼拜天——那天兰州难得下了一场透雨，他把我们都摁在了宿舍：让我们考他。挑了几个章节，竟毫厘不爽。我认输，只好请客。
毕业后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中科院上海的一所研究院，我记得英语成绩是92分。非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英语能考到这个分数，令人惊叹！
不过，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：大学毕业体检时，发育状况一栏，大家都写的是健康或良好，而他，写的是“中等”。中等是什么意思？
对于这个“中等”，他愤愤不平，悄悄告诉我，自己出生在赣南山区，家里人口多，很穷。从初中开始，每个礼拜天都要砍一担柴拿到集上卖，以凑集下一周的菜金。
他说，初三时自己就可以挑着上百公斤的担子走十几里山路。虽然个子不高——可能不到一米六，但能放倒一头牛。
我们那间宿舍，斜对面就是水房——整层楼，就只有这么一个水房。于是每晚从下自习到熄灯的一个多小时里，我们宿舍的安静会受到强烈冲击。但是，舍友们似乎并不以为意。
那时大学集体宿舍的水房，无论哪所学校，估计大体都差不多：分里外两间，外面那间洗脸、刷牙，里间是厕所，手拉式冲水：“哗”的一声轰响，酣畅淋漓。
大家睡前都要去水房洗漱或方便。有的洗漱、方便完，还不肯离去，会在水房里煞有介事吼上几嗓子。
哲学系的那个大胡子，每晚都扯着嗓子吼这么几句：“年轻人啊，我想问一问，可否让我，可否让我，诉说衷肠？年轻人啊，希望我能够，和你一起，和你一起，看护着牛和羊。”
当时，香港歌星陈美龄的《原野牧歌》正在内地流行。这位老兄的嗓音可不咋着，又沙又哑，听得人很不舒服。几年来，一直没见他有长进。
还有一位是历史系的，水平比哲学系的那位可要高多了。这个同学住在三楼的顶头，每次走出宿舍就开始唱，唱的永远是那首《一剪梅》。
他有个习惯，一定要把整支歌唱完才回宿舍。“雪花飘飘~北风萧萧~”，这句我最欣赏，音调很高，带着很舒服的颤音，给人余音袅袅之感。单就这句而论，丝毫不比张明敏唱得差。
这位老兄后来也分到了北京。前几年，当了某部委的领导，开会时我们经常会遇到。说起这段趣事，他挠着后脑勺愣是不承认。
毕业快四十年了，同宿舍的这帮兄弟们都过得咋样？前几天，我在网上检索了一下。不清楚的，又问了一下供职于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的王兄。
作为一位知名教授，至今他已带出博士硕士83名。同宿舍8个人，后来7个念了博士。有几位已在业界大名鼎鼎。
那位没有念博士的同学，毕业后和袁隆平在同一个单位，也成了知名的农业专家。和袁隆平不同的是，他没有研究水稻，而是专门研究茶叶。他早已是正高职称，出版科技专著5部，多次获得省科技进步奖，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记功奖励4次。
这么看来，我们宿舍8个人，8个全是正高职称。
由于时间久远，我们住的那间宿舍是多少号？我记不清了。写这篇文章时，特意打电话问了一下广西师范大学的那位王兄，亏得他还记得：是6舍3楼329号。
兰州大学，在我们那个年代，看来，教学质量还是蛮不错的！
五
要想大家“爱”读书，还有一个因素万万不能忽视：写书的人、出书的人，有责任、有义务生产出好“产品”。如果你写的书、出的书，大家都不愿意读，那就需要反思了。
如果你要刻意糊弄人，轻一点说，是缺德，重一点说，简直就是犯罪了。《宋史·选举志二》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是非颠倒愈甚，时谓之谬种流传。”
一次研讨会上，听一位大学校长讲，他们学校一位教授，一年出了十多本书，而且是那种每本超过20万字的大部头。
互联网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，让写作变得容易起来。这为投机取巧提供了便利。
学校现在的考核制度也有问题：评职称，必须发多少论文，出多少专著。还分了哪些是核心，哪些是权威。心思都花在粗制滥造论文、专著上，哪还有时间潜心读书、做学问？
听朋友讲过这么一个故事：他的单位在一家宾馆开年会，有位同事出了本文集，挨个房间给大家送。会议结束后，他送出的43本书，有29本被保洁员清理房间时又送回了会务组。
我也遇到过这么一件尴尬事：十多年前，某部委一位相熟的领导到我工作的城市搞调研。我去看他时，恰巧省里某厅局一位干部也来拜会。这位干部用蛇皮袋拎了一大袋书，薄的厚的足足有二十几种，全是自己写的。
部委的领导说，自己还要去其他几个城市调研，就挑一本吧。他挑了一本最薄的。怕客人面子下不来，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：“你们也都多选几本吧。”工作人员都推说行李太多，每个人只选了一本薄的。我还算是顾大局，把剩下的书全拎了回来。
我把这些书，摆在书柜最显眼的地方，意在时时提醒自己……
我念研究生，系武汉大学和经济日报社合招。在武大念完基础课后，随范敬宜先生做论文。先师算是当代新闻名家了，可他绝不轻易下笔，常叮咛我的一句话是：要敬惜文字。
他调入人民日报社后，一次我去看他，见他两眼熬得通红。他说为一篇500多字的短消息，从夜里10点写到凌晨4点，导语换了7个，抽完了两盒烟……
1994年，我采写了长篇通讯《太行七贤》。他亲自配了编者按。文章在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后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，站起身来擎着报纸，用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，将编者按从头到尾朗声读了一遍。然后，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慈祥地问我：“咋样？”
他说，这篇编者按，他费了不少心思，推敲来推敲去，前后用了一个礼拜时间。
其实，哪位文章大家不是敬惜文字？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，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。黄侃，百分之百的一代大儒，但慎于著书，弄得其师章太炎不得不督促他：“韦编三绝今知命，黄绢初裁好著书。”章太炎还进一步开解他：“人轻著书，妄也；子重著书，吝也。妄，不智；吝，不仁。”
当然，能写出好书，前提是必须一肚子锦绣。范老师退休后，每次来电话，嘱咐我最多的是：要多读书！他说，有的记者，不停地跑，不停地写，却疏于读书，这样，怎能写出好文章？！笔头，需要通过读书去滋养，不滋养，只能越写越枯。
此生，怎样才能不生产打脸的文字？那就必须大量读书，读好书。
今天又是一个双休日。我泡上一杯清茶，拿出了一本可心的书……一个上午，就这样在书香中悠然度过。
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，说自己一生最惬意的有两件事：看书与旅行。
不久前，有网友在微博上问他，年轻时是否也像自己一般时常焦虑苦恼？
蔡澜这样回答：“我看书，所以我走了过来。”
劳罕，原名王慧敏，作家，学者，现居北京。
原载《北京文学》2025年第4期中金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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